克卢日•纳波卡市是罗马尼亚的大学之都。2017年6月13日至14日在这里举行了一场欧盟委员会会议，我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之一。本次演讲的主题，就是我上次提到的“开放式创新2.0”。

　　罗马尼亚是欧盟地区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。即使按国别来看，其创新指数也位于最底层。他们或许有意通过召开此类会议来提高整个地区的底蕴，故而我欣然前往。然而，那里的活力令我惊讶，那是一种“基层创新”的力量。

　　在罗马尼亚克卢日•纳波卡市召开的“开放式创新2.0”会议上，居中的发言人是第87任总理兼该市市长——埃米尔•博克。

　　罗马尼亚的互联网连接速度紧跟世界水准的韩国和日本之后，远远超过美国和其它国家。其在2016年的高峰时期居全球第十位（新加坡的网速最快），达到84 Mbps。从城市来看，克卢日县的网速比东京的还要快。

　　该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尚未进入民主国家之列，但为何互联网连接速度如此之快？这并非因为罗马尼亚的电信运营商罗姆电信发达，亦非海外投资的成果。众所周知，其契机在于，该地区年轻人用于下载音乐的局域网已变得四通八达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互联网在基层的迅速铺开。

　　在笔者所参加的欧盟会议上，甚至设有地方创业会场与地方企业创意展示会场。把人工卫星电路从有线变为无线的技术创意，亦在这里得到展现。罗马尼亚在冷战期间曾参与前苏联的航天开发事业，至今仍然拥有诸多有才贤士。

　　这里诺基亚等跨国企业的外包基地占据着国家的重要地位，似乎也是因素之一。今年，该国的创业公司接连被收购，比如智能手环制造商“Vector Watch”（产品30天无需充电）被美国的记录器企业“Fitbit”收购、提供配车服务的“Clever Taxi”公司也被收购等，吸引了更多的关注。

　　罗马尼亚也因科学、数学和技术教育方面的卓越而闻名。厚积薄发的知识资本，正是这种基层创新的背景。然而，由于齐奥塞斯库政权时代人口政策的不幸失败，不但人口下降趋势未能止步，迁往海外的移民也为数不少。因此，作为区域性拉动战略，创业公司的重要性极大。

　　从克卢日向西行驶大约560公里，可到达奥地利维也纳市。每年秋季，这里都会举办“德鲁克论坛”盛事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和管理学者齐聚一堂交流知识。主办方是“维也纳彼得•德鲁克协会”。德鲁克是一位活跃于美国的知识巨匠，往往被人误认为是美国人，但其出生地是维也纳。此外，德鲁克的友人熊彼特还主张创新理论。换句话说，维也纳也是创新的“圣地”。

　　德鲁克作为“管理学之父”，总给人管理大公司的印象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批判说“管理学者不看德鲁克的书”，但其实不然。管理学有一种偏重科学的感觉，而德鲁克则把管理当作一门高于科学的艺术。该协会至今仍然倡导说“管理的人性化”至关重要。

　　1993年，德鲁克编著了《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）》一书。在该书最后一章“企业家社会”中，他表示“未来世界将成为一个要求人人（不止企业人）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”。可以说，学生、公民和大企业都将生活在创业时代。德鲁克协会还举办了一个名为“德鲁克挑战”的活动，今年曾以“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充实自我”为主题征集了一些创意与散文。

　　现在，不仅在硅谷，甚至在世界各地，我们都能看到创业运动的蓬勃发展。譬如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伊朗的德黑兰，青年和市民齐聚一堂参加创新活动。可以说，德鲁克预见了这种全球性创业文化的传播。

　　上次介绍时曾提到芬兰的阿尔托大学所举行的“创业桑拿”活动，这个潮流波及到全世界。我采访过参加该活动的其中一人。我问：“未来10年你们打算做什么？”对方答道：“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，主宰当今的大企业。”

　　笔者担任代表理事的Japan Innovation Network（JIN，日本创新网络公司），与Impact HUB马德里公司和伊斯坦布尔的StartersHub公司等组建了网络，以构建精通各国情况的创新生态系统和举办交流活动。前者与企业和NGO一同面向创业企业提供孵化计划；后者则为科技创业公司提供加速计划。此外，我们还与以华盛顿D.C.为据点的创业孵化器“1776”合作，在东京和大阪举办“挑战杯”活动。

　　生机勃勃的创业活动在全球随处可见。但是，业界也有批评的声音。有人说，这是“只花几分钟向投资者进行介绍，即可捞钱走人”。

　　这是一种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夸张说法。不过，在美国的创业热背后，创意的确能够产生经济价值并且催生独角兽企业（成立10年以内，企业价值快速增长至10亿美元的创业企业）。

　　当今的时代，并非一个容易缔造企业家精神的时代。软硬件开源化和3D打印机等技术的渗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东西，创业的壁垒越来越低。培养大量优秀人才方为上策。据说美国的VC资金实际上接近日本的一百倍，但也有人对这种定量法的泡沫提出批判。

　　不过，有一个新趋势正在崭露头角。一种名为“社会创业”的创业模式兴起，即基于社会问题达到创业目的。在上述创业孵化器“1776”中，目的就是找到解决八大社会问题（城市、交通、安全、能源、教育、医疗、食品、金融）的解决方案。

　　SDGs（面向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）等显示，这种趋势正在加强。

　　试图消除资源浪费、将教育平等等问题与实际业务联系起来的创业模式不断推进。以欧洲为中心，以社会创新为目标的“实验室”（都市中社会共同创造的实验场所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。这也是创业的温床之一。

　　这些都是基于共同价值和自我信仰的创新：年轻人力求认清和改变各种世界问题与社会问题。这种能量尚难比肩按部就班的大公司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大公司才更需要这种方法。

　　如今，坚守传统业务并实现高效管理与改进，对于企业而言是有风险的。在硅谷，面向大型企业的创新加速器已经登场。人们终于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创业，然而在日本却有大量资源倾向于大企业。大企业需要进行转型，才能像创业公司那样敏捷。

　　日本以其长寿公司众多而闻名于世。因此，盲目认为“我们公司会长久”的经营者为数不少。然而，传统企业能够幸存，正是因为经历了不断创新。

　　公司要如何应对全新的状况？以解决该问题为目的而考虑重点、观点、客户价值和项目目的，正是创新的起点。在创业的数分钟思考中，价值取决于如何传达和分享一个好目标。商业计划和技术是次要的，必要的技术随着目标而改变。在此基础上，通过与客户之间的持续对话洞察实质并“不断摸索”，这就是创新。

　　今天，日本企业在全球新兴大企业和新兴创业公司之间的狭缝里寸步难行，中小企业难以创新而踯躅不前。中小企业不仅要维持自身优势求得生机，还必须把视野投向全球，必须具备灵活性。无论公司规模如何，都有必要恢复和缔造创新的组织文化。